理论界和实务界都认为很有必要。

例如，同样是公安机关以刑事侦查为名干预经济纠纷，权威的司法判例有不同的说法。《行政诉讼法》第54条第2项规定，认定一个行政行为违法可以从下面5个方面着手：（1)主要证据不足。

作为一个司法审查根据法典化的国家，中国对相关规定的完善具备理性重构的条件。  何海波，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至于行政程序、事实根据和决定内容这3个要件，可能存在经验上的因果关系。行政权力的适用条件实行法定主义。[10]而在另一个案件中，法院认为公安机关的行为属于滥用职权。

之后，将从法律规范的逻辑结构入手，尝试对行政行为合法要件进行重构。蔡小雪：《行政审判中的合法性审查》，人民法院出版社1999年版，第2-7章。我国宪法规定，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负责监督宪法的实施。

同年12月，最高人民法院501名法官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官宣誓规定（试行）》，面向国旗庄严宣誓忠于宪法和法律。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对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进行顶层设计和战略部署，清晰勾画了法治中国建设宏伟蓝图，具体明确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在各个领域的路线图和任务书，是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纲领性文献。要通过宪法教育，让全体人民都认识到宪法既是必须遵守的最高行为规范，也是保障自身权利的最有力武器，充分相信宪法、主动运用宪法，成为宪法的忠实崇尚者、自觉遵守者和坚定捍卫者。早在1940年，毛泽东同志就指出，在革命成功有了民主事实之后，颁布一个根本大法，去承认它，这就是宪法。

但在现实生活中，一些部门将宪法只是当作一部高高在上的大法，不少群众认为宪法与普通老百姓的关系不大，违反宪法的行为时有发生。有助于提高宪法意识，培育宪法信仰。

对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等进行备案审查，是宪法监督的重要内容和环节紧急状态被越来越多地用来证明权力运用的合宪性。最后一个使得行政机关在处理紧急状态时具有优势的原因或许在于行政权更善于权谋，更擅长做出较好的决断。(68) 自由主义法学期望以规则和法律来规制所有的紧急状态，期望一视同仁地对待所有的死亡、战争、罪犯和敌人。

例如，在911事件之后，小布什总统发布了行政命令，授权国防部建立军事法庭，对所有总统个人认定为和基地组织有牵连的个人进行审判并要求军事法庭设定特殊的审判程序，规定只要有三分之二的法庭成员认定某人有罪，就可以对其进行定罪量刑。杰斐逊因此在一封通信中表示，不论国会认为它应当做什么，它都应当越少讨论越好。这样的价格让当时的总统杰斐逊喜出望外，于是他在国会还没有授权之前，就签署了这一条约，在条约中规定路易斯安那地区将成为美国领土，并且这一领土上的居民将成为美国公民。在选举制度方面，总统越来越多地诉诸人民的情感或激情。

杰斐逊之所以如此急切，不顾美国宪法明确地将外国人归化为美国公民的权力授予国会的规定，是因为这种机会千载难逢，转瞬即逝。理性   警惕权力对自由的侵蚀，这是美国自革命和建国以来长久的传统。

而他的对手也同样使用各种非理性、措辞激烈的意识形态话语来指责他。在《美利坚共和国的衰落与灭亡》一书中，阿克曼从各个方面分析了这种非理性政治如何从各个领域蔓延、崛起并占据主流地位。

⑧相比行政权的果断迅速，国会在行动上显得迟钝缓慢，难以有效地处理紧急问题。(64)阿克曼据此认为，把恐怖主义上升到敌人的高度，并以战争的手段和方式来对付他们，是一种过度的非理性的反应。但是许多年之后，随着总统行政权力的不断扩大，在事实面前，考文也不得不改变看法，认为战争并不仅会改变战时的宪政实践，而且战争时期的宪法实践会同样或多或少地改变和平时期的宪法……因为在每一次连续性的危机中，早先的危机的宪法产物会以累积性和放大性的形式出现。如同阿克曼所指出的，和阿富汗的战争可以视为战争，但和恐怖分子的战争不能视为战争，因为恐怖袭击是现代技术发展和军火市场监管不严所带来的后果。正是在这种希望规制紧急状态、将紧急状态最大限度理性化的考虑，使得很多自由主义法学家提出了紧急状态的宪法。(58)一个例子就是专业的新闻报道开始逐渐衰落：虽然现代信息的传输一直在加速，但严肃的具有深度报道的新闻越来越少，而诸如CNN和FOX这样的吸引人们眼球但缺乏深度的新闻媒体越来越成为人们关注的重心。

霍尔姆斯认为，国家政治就像是医院里的工作一样，二者都需要保护病人的安全，也都存在着危险和紧急状态。互联网的崛起使得人们更多地依靠一时的激情来做出选择，而非通过严肃和认真的反思，这使得总统变得更加迎合网民，更加意识形态化。

(24)尽管法院在一系列案件中对该行政命令进行了一定的限制，但从总体上说，法院仍然认可了总统设立军事法庭的合法性。(21)这种特征使得国会很难迅速地做出统一的决策。

(52)在小布什时期，司法部甚至秘密地起草了由约翰·柳撰写、由杰伊·拜比(Jay Bybee)签署的酷刑备忘录(torture memos)，将一些普遍被认为是酷刑的审讯方式合法化。例如，在《下次攻击之前》一书中，阿克曼提出了一系列方案，以防止紧急状态下总统特权的常态化。

阿克曼在评论这一事件的时候认为，这是一件国家丑闻。或许正是因为如此，在一篇写于一战之际的文章中，宪法学家考文写道：在战争的热火中，总统权力会极度扩张，但是当正常的秩序得到恢复，他们会以同样的速度迅速缩减。②在当时刚刚经历了英国议会压迫的美国国父们的眼中，国会自然而然地成了他们担心的最强大和最危险的部门。但是，更值得注意的是，宪法中的一些条款还授予了总统特殊的权力和职责，这些条款为行政权突破正常状态下的行政权力边界提供了有力的法律武器。

其次，宪法还有一条可以为总统权扩张辩护的万能条款：切实执行法律条款(take care clause)。林肯和罗斯福的宪政理论和实践极大地改变了之前行政权和宪法之间的关系。

⑤进入二十一世纪，这种趋势有增无减。1803年，西班牙秘密地将路易斯安那地区归还给法国，这给了新成立的美国一个购买和控制新奥尔良和密西西比地区的良机。

自由主义法学据此期望以宪法和法律规制紧急状态从而实现理性政治。这个办公室直接听命于总统，在法律意见上和总统保持高度一致。

自由主义法学将紧急状态视为非政治的，将因为恐怖主义而导致的死亡和其他风险的死亡同等看待，将罪犯和敌人同等看待，误解了政治的逻辑。在实践中，只要总统说这是一个国家紧急状态，这就是一个国家紧急状态。(25)通过诉诸总统在军事问题上的领导权，宪法为总统提供了一条扩张其权力的合法路径。就像麦迪逊在《联邦党人文集》第51篇中所断言的：在共和政府中，立法权不可避免地会占据统治地位。

(60)而曾任克林顿政府劳工部部长的自由派学者罗伯特·里奇(Robert B.Reich)则在《理性：为何自由派将为美国赢得战斗》中表达了对非理性政治的不满和对理性政治的呼唤，在书中，他将那些不愿意诉诸对话的越来越占据美国政治主流的保守主义分子称为激进保守派(radcons)，并提出了一些战胜他们的方法。在紧急状态下，信息的快速流通和时局的千变万化往往要求决策者当机立断，做出具有统一意志的决策。

在紧急状态下，国家往往面临着难以对付的敌人和对手，而这就意味着决策者在收集处理信息和做出决策的前提下，也必须同时善用权谋，而不能过于文质彬彬，温良恭俭让。除非对总统制本身及其病根进行反思，否则将无法理解为何总统持续性地扩张其权力并突破宪法和法律的边界。

(31)同林肯一样，对于罗斯福来说，在紧急状态下采取措施保证战争的胜利，这不仅仅是紧急状态的要求，而且也是宪法所授予的权力和要求。(16)同样，对于法院来说，无论是在关于紧急议题的信息收集和专业能力方面，还是在这些信息的处理和保密方面，法院都无法与行政机关相媲美，甚至无法与国会相比。